在现实生活中，面对小区广场的音乐噪声、邻里装修施工的轰鸣声、过往车辆的鸣笛声、商业店铺的喇叭声……不少人都可能经历过类似困扰，被折腾的心神不宁，甚至彻夜难眠，却又束手无策。而在《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》出台20多年后，噪声污染防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，修改完善理应提上日程。

近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修订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的议案。该法此次修订，内容之多、范围之广、扩展之快，前所未有。比如，拟删除原法名称中的“环境”二字，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修改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；针对噪音管理中的突出问题，加强分类管理；扩大法律适用范围，将高铁、城市轨道交通等新型噪声源纳入防治对象范围。该法修订完善，既为规范“降噪除噪”释放了积极信号，也提振了百姓维权的信心。

噪音污染不是“吵了点”的小事，而是事关百姓身心健康的大事。研究表明，噪音污染影响的，不只是群众的心理健康，罹患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升高。污染的程度日益加剧，范围也由城市向农村蔓延，高铁、城市轨道交通等成了新型污染声源……时下，噪音污染越演越烈，已成为环境改善的短板。近年来，有关噪音污染防治，越来越为社会和老百姓所关注。随着相关防治措施深入推进，城市声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。由生态环境部7月发布的《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》显示，涉及城市声环境的有关指标有所改善。

一直以来，噪音污染是城市治理的难点和热点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20年的噪声投诉仍高达约201.8万件。由于噪音生成的瞬时性强、环节多、难取证，相关治理有赖于部门间的协同推进。无论是对“治噪”开铡，还是对污染程度“认证”，都离不开各部门的相互配合。而部门之间权责划分不清，治理易出现两个极端，要么对监管用力过猛，要么相互推诿。而且，“治噪”着力点疲软。由于“认证”标准缺位，惩处力道不够，难以让“降噪”掷地有声。面对“执法难、解决慢”的现实困境，一些部门视“降噪”“防噪”为“烫手的山芋”；一些人对噪音困扰选择“忍气吞声”。

可见，如何杜绝市民被噪音干扰，考验着执法部门的责任与担当；如何保障百姓的生活安宁，折射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能力与水平。监管权限廓清、防治对象厘定、管控措施完善、违约处罚强化……此次对噪音防治在立法上重新修订，给出了“度量尺”，监管的“腰杆”硬起来了；圈出了“刻度码”，惩处更有威慑力；厘清了权限边界，部门之间协同治理更加应对自如。此外，由教育引导所形成的示范效应，激发广大市民自觉“防噪”“降噪”，也为“生活安宁”增加了防护层。

由噪音污染形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实现溯源治理，需要但不止于，从制度上“划清红线”，在监管上“严防死守”，及广大市民的自觉维护，还要用技术砖瓦构筑隔离屏障。噪声污染治理，也应是科技攻关的应有之义，技术迭代抑或技术补丁，无论哪种形式，都能为“防噪”“降噪”固化防护层、隔离墙。因此，硬性的制度与柔性的技术环环相扣、共同发力，就能为“治噪”“除噪”补齐短板，让城市告别噪声污染，还百姓平静与安宁。